西藏农耕习俗
植根于民众心理的信仰主要表现为内在的隐形作用，经过长期的发展，民间信仰不断外化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行为和诸多的民俗事象。这些民间信仰与民间风俗在历史的坐标上互为作用，互为表里，构成西藏民间基层社会极具活力的文化运动，西藏农耕民俗与农耕信仰最能说明这一点。
总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受海拔高度、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域的生产活动、文化风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藏族先祖与自然的抗争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实践，总结出与之相适应的三个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海拔5000米以上的上部阿里、那曲一带分布着雪山与高寒草地，以牧业经济为主；海拔4000米左右的中部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峻石与草地、农田交相密布，以半农半牧经济为主；海拔3000米左右的下部林芝以及门巴、珞巴地区，森林、果树、农田杂生交错，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因此，在西藏的经济文化结构中，农业不仅占有相当的份额，而且为西藏文明的滥筋提供了温床和种子，在此基础上诞生的西藏农耕信仰和农耕民俗构成互动互融的民间知识系统，对西藏文化的建构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农业文明与农耕民俗的缘起
西藏农耕民俗的缘起与西藏农业文明的发生是同步的，农业文明的最早形态又是早期西藏先祖的农耕信仰，这种以农耕为核心的信仰构成西藏原始信仰的主要内容。那么，西藏农业文明的曙光何时才出现的呢？有人提出“西藏农业大约起源于七天王时代”，距今“有两千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显然与世界农业文明出现于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相距甚远。然而，当我们追寻藏族先祖的生活足迹，却发现距今4至5千年的西藏新石器时代的昌都卡若文化遗址的文物中，保存有相当数量与农业有关的文物器具，诸如用于农业生产的石斧、石锛、石刀、碾磨器等大量出现，更为重要的是未经碳化的粟米种壳还保存完好，这些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卡若人已经掌握了颇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作物栽培技术。在检视已经发掘的卡若遗址文物中，一个家禽“猪”的遗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猪是易养类家禽，生长速度快，脚短小，身体笨重，很不适合早期人类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生活。因此，“猪”遗骨的留存，向世人宣布了卡若人已经过上了定居生活。这种以稳定的区域为生存空间，以种植谷物为食物来源的生活方式，开启了西藏农业文明的尘封，也孕育了西藏农耕信仰和农耕民俗的发生。
随着西藏原始农业的发展，农业在西藏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致在藏族的词源意义中烙下了西藏农耕民俗的深深印迹。诸如对西藏早期“吐蕃”词的解释，有人认为“吐”，在西藏第十代赞普那里是丈量耕地面积的单位。今天墨竹工卡一带的耕地面积仍然称“吐儿”,1吐儿等于4亩耕地。“蕃”也曾经是西藏民众对农业生产区域的一种称谓。王尧先生在《吐蕃金石录》中提到与“hbrog"（牧场）相对的“bod"（蕃）是吐蕃两大经济支柱，“蕃”就是农田。在拉萨附近的达孜县，当地群众至今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叫“蕃巴”，农牧民称“蕃卓”，农林区域称“荣蕃”（林业生产的地方叫“荣，’）。由此可知，“吐蕃”一词的来源显然与当时西藏农业文明的发达有关，也就是说，建立在农耕信仰基础上的西藏农耕民俗随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民俗仪式和民俗内容。
西藏农业的发展，西藏农耕民俗的存在状态在（西藏王统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斯时（第九代赞普布德贡杰），又烧木为炭，炼皮制胶，发现铁、铜、银三矿石，以炭熔三石而冶炼之，提取银、铜、铁质。‘钻木为孔作轭犁，合二牛轭开荒原，导江湖水入沟渠，灌溉农田作种植，’自斯以后，始有农事。”从这些文字的记录来看，此时的西藏己经拥有高度发达的冶炼金属技术，还有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科学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等成熟的农业生产体系。诞生在西藏农耕生产土壤里的农业文明与农业民俗相生相随，昭示着一些脱离原始信仰内容的农业民俗在新的环境下赢得了生存空间，获得了新的发展。
二、古朴的信仰孕育了农耕民俗
受西藏高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西藏农耕民俗在传承过程中表现较为封闭和保守，农耕生产活动中的原始信仰遗俗至今仍在西藏农民生产和生活中有所反映。每年藏历正月初五，是拉萨河谷祭祀农业神的日子。清晨，盛装的人们要高唱祈神古歌，把藏毯包裹着的白石放到自己产量最高的农田里。农民还要在安放白石的田地周围燃烧香树香草，以召唤天上主管农业的神灵和大地之神的到来。围绕着白石，农民们要用装饰华丽的耕牛犁出五道田垄，分别撒上青棵、小麦、油菜和豌豆种子。10天后，农民们到田里观看种子发芽情况，再安排一年的农事。
在西藏农耕地区，每年的开耕和下种被视为一件神圣的事情。开春时节，人们请星相师卜择吉日，才能开耕。开耕这一天，人们身着盛装，端着青棵酒，手捧“切玛”，庄重地来到地头，耕牛也被装饰一新，牛背上还专门涂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赭色。主持开耕仪式的人，要求父母双全，形象端正，又与星相师卜算之属相相吻合者才能充任。主持人按照星相师卜算的开耕方位，象征性地下犁和撒下第一把种子，即宣告仪式结束。人们休息娱乐一天，次日正式开耕、播种。
今天我们在东部康区藏族的农业生产中，农耕民俗的“安土”仪式仍依稀可见。每到春耕前，人们都要从村寨中选出4个属相相同的2男2女，当年如果为火牛年，则选4个属相为牛的人。然后选一个吉日，在天还没有破晓以前，到地里去先用柏树枝娅煨烟，并向四周抛，洒少量的青棵，然后用锄头在地里象征性地挖上两锄，以示动土，也就是春耕即将要开始的意思。这样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土主，即土地神的帮助，以保佑庄稼丰收。
江孜地区的启耕仪式，一般在藏历正月底或二月份举行，具体日子要根据对藏历书上节气、天象预测结果来推算。启耕仪式一般以村为单位集体举行。举行仪式那天，全村农民身着盛装，赶着自家耕地用的马或牛，到举行仪式的农田里，家家给耕地的牲畜披上彩绸，挂上彩带。开始之前，先在农田上煨桑，以祭祀所有与农事有关的神灵，然后择一与藏历书上所示属相吻合的人，依据历书开始撒播第一把种子。第一把种子的播撒不是随意性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撒完种子后，几个身着盛装的男子开始耕地，这天只是象征性的，耕完一片农田后，仪式就算结束。此后大家欢聚在一起，表示庆祝。条件好的农村，这天还举行赛马、抱石头等活动，共祝年内丰收。
我们所见到的农业开耕习俗，仍然是我们窥测西藏古代农业信仰的窗口，开耕动土仪式的核心是对土地神的敬仰和祈祷，仪式中祈神古歌的演唱、白石的摆放、巫师的祝祷、耕牛的装扮、开耕人的选定、播撒种子的方向等均是远古西藏原始信仰在当代农耕民俗中的遗存。
春播夏长，秋收冬藏。农民祭祀神灵不但祈求风调雨顺，更期盼五谷丰登的好收成。因而在他们构建的神灵体系中，还有一位丰收女神备受尊敬。在西藏工布地区（今林芝地区），农民们在过年前就开始了积极的准备活动。他们背回新年的第一桶水，倒进神佛前的净水瓶里，拌和糌粑做成供品，并兑好青棵酒。初一清晨，他们带上供品和青棵酒，来到自家最好的一块田地里，祭祀丰收女神。
他们在地里竖起一根长长的木杆，木杆上挂经幡，下挂一把麦草，以象征丰收女神的宝座。在木杆前搭起一个祭台，摆好各种供品。然后燃烧青草香树，召唤神灵的到来。人们用特殊的调子高喊“洛雅阿妈！洛雅阿妈（丰收女神）！请用餐吧！”祭祀完毕，人们就围着祭台载歌载舞，祈求丰收女神。
西藏江孜班村农民相信民间神灵中的庄稼神“洛达”从春播至秋收，一般居于农田之中，秋收结束后随着割好的庄稼又来到打麦场，打场结束后就供奉在自己粮库内。对洛达神的祭祀没有固定的时间和仪式。人们认为，只要春天一播种子，神就随之来到农田上。因此，有的农家在田中央堆几个白石头，作为神垒。秋收结束后，还在白石堆边上留几十根未割的青棵，作为神的食物。庄稼运到打麦场时，神随之来到场上。打完场，农户在打麦场内画几圈右旋图，最后一圈的尖头指向自家，以示邀请庄稼神到家。人们在自家的仓库墙上挂一束青棵杆，作为神的依托之处。
在卫藏和大部分康区，每年有三次与农业有关的祭祀活动，这种祭祀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农业丰收。第一次是在地里庄稼刚刚出苗的时候，除了在家中举行煨桑、献供品等礼仪外，还得从地里拔出几株最好的青苗来，放在家中的那根象征家神的木柱上。第二次祭祀是在地里庄稼已经长高开始结穗，一般是豌豆已经开花的时候，除了在家祭祀外，还得从地里拔出几株最好的苗架拿回来，插在象征家神的木柱上。第三次祭祀家神是在秋收的时候，时间是在未开镰收割以前，仍然是在家中煨桑、祭祀等，再从地里选择几株颗粒饱满的青棵穗和豌豆荚，把它拿回家中，供在象征家神的木柱上。
西藏农耕习俗的中心仪式是祈祷神灵、供奉神灵。这位神灵各地称呼不同。但是，不管是土地神、丰收女神，还是庄稼神，对他们的祭祀却有共同的特点，诸如时间是依据农业生产的时令，没有具体明确的时间规定；祭祀的供品也是极其简略，一块白石，一株青棵穗等；祭祀的地点以农业生产场地为主，这些都说明了这种远古退化了的宗教民俗，其宗教信仰的成分与时代的民间文化交融互补，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民俗内容。
农作物的生长最易受到自然的威胁，为了克服既已形成的自然灾害，靠天吃饭的西藏农民想出了一套民间措施，这些民间方法就是在信仰的支撑下完成的。如庄稼若遇干旱，人们习惯请咒师诵咒祈雨，或者举行“出索”仪式，即请僧人诵读《十万白龙经》《十万花龙经》《十万黑龙经》等三大龙经，同时妇女身背佛经排列单行，沿寺院和农田转圈。如果旱情严重，在举行了上述仪式后仍不下雨，那么人们便拥上街头泼水嬉戏，祈祷龙王下雨；若遇冰雹、霜冻，人们请咒师施展法力，保护庄稼。藏区农村一般有专职巫师从事上述工作，如果没有专职者，则由当地寺庙僧人充当这个角色。尽管这一系列的攘灾仪式许多地方是由藏传佛教僧人主持，然而，就是这一部分僧人所接受的思想以及所进行的仪式内容与西藏原始信仰水乳交融，更不用说苯教巫师主持的农业禳灾仪式的原始信仰色彩了。因此，无论是西藏农业生产的开耕动土、开镰收割、打场进仓的民俗活动，还是攘灾消祸的巫术行为，其根脉都深深植根于民间宗教信仰的沃土之中，换句话说，西藏农耕民俗的生存土壤是民间遗留下来的原始信仰。
由于生产力的落后，认知能力的局限，原始时代的人们无法正确了解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在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幻想着有一位农业神主宰着农作物的生长，于是他们用各种方法祭祀他，供拜他，围绕他形成一系列的信仰仪轨和民俗仪式，这些宗教文化活动代代相袭，构成西藏民众深层的民俗心理，即使在现代科学已经撕去农业丰歉并非神灵左右的今天，农民们仍然在求吉心理的驱使下，将农业神灵信仰中的祭祀仪式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并糅合进许多现实的因素和时代精神，形成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思想的农耕民俗。
三、农耕民俗母题的信仰基因
农耕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内容，尽管西藏的农耕区域比牧业区域的面积小得多，但是，河边湖畔谷地的农耕区是藏族先祖的诞生地，也是西藏文明的发源地。因此，我们探讨西藏农耕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实质上涉及到西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西藏农耕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农耕民俗的活动千姿百态，通过检视当代西藏农耕民俗的母题，笔者以为种子和耕牛两个形象母题最为耀眼。
种子由何而来？这是农耕民族共同的文化话题。西藏早期从事农耕劳动的民众对此尤为投入。其中在他们的民间叙事中对种子来源的解释风趣浪漫。
传说以前天上曾有9个太阳，晒得大地草木枯焦，滴水不见，人们都被烤死了。只有一个少年在喜鹊的帮助下幸免于难。后来他离开了荒凉的人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与仙女结为夫妻。但是少年仍然日夜思念着家乡，于是仙女瞒着天神，偷来了五谷种子，和少年一起把它带给了大地。从此，人们才吃上了香喷喷的粮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仙女盗谷种的传说有附会之嫌，但是，联系西藏祭祀农业神灵以女性为主这一点来看，似乎透露出某种信息。众所周知，西藏原始农业是从采集业、畜牧业中分离出来的。在母系氏族社会，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性别分工已经十分明显。从事采集的妇女很可能长期在野外劳动时，发现某些可食性植物的生长规律，并有意识地加以培育，从而使原始农业种植慢慢露出端倪。在农业生产的初始阶段，妇女以其丰富的采集经验而成为生产的主导，这便是西藏民间信仰中农业神灵女性化的根源所在。
西藏“狗尾粘来谷种”的传说，讲的是一位勇敢、善良的阿初王子，为了让人们能吃上粮食，不喂艰难险阻，终于从蛇王那里盗来了青棵种子。这下可惹恼了蛇王，阿初被变成一条狗。阿初只有得到了姑娘的爱情后，才能恢复原形。后来土司的女儿为阿初真情打动，最终与恢复了人形的阿初王子结婚。
四川省阿坝地区藏族流传的种子来历的传说与西藏“狗尾粘来谷种”的传说属同一类型：
很古的时候，藏区的庄稼生长得很好，青稞和玉米都是多穗。后来有一个妇女把玉米和青稞
做的馍馍拿来给娃儿揩了屁股，于是惹怒了天神，天神决定把土地上生长的所有粮食全都收回。
由于狗向天神苦苦哀求，天神才答应留下一些粮食。从此，青稞只结了一个穗。后来每当过节，
家家户户都得先用肉和糌耙喂狗，以示尊敬。
英俊的王子遭受魔法变为牲畜，人浪费粮食遭神灵惩罚是民间叙事中经常出现的母题。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传说为什么要选择狗？笔者以为这主要与狗的生活习性有关。远古时代，狗随人们在野外捕猎，身上可能粘上一些野生的植物种子。种子撒落在附近，生长结果，被人们发现，于是狗成为带给人们种子的恩人；同时，在西藏这块土地上，藏族对狗怀有特殊的情感，在民间习俗中有许多信仰和崇拜狗的活动，因此，将决定自己生存的种子赋予具有神力的狗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种子说关乎西藏农业能否诞生的话，那么，牛则是西藏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角，对此，在农业耕作中，农民不惜赞美之词对牛在农耕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放声歌唱，如日喀则流传的《我和牛的铃挡》就是一首对牛的动情赞歌：
母亲怀犏牛时，肚里发出闪亮；降生牛犊早晨，草原充满阳光。
牛犊幼龄时候，牛圈充满阳光；牛犊两岁时候，犁沟充满光彩。
心肝般的犏牛，从田埂边调头；…心肝般的牛主，跟在你的后头。
犏牛双角耸耸，只磨损点脖子；我和牛的铃档，征服黑色土地。
既然牛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西藏农民在现实和信仰基础之上创造对牛起保护作用的许多独特习俗就是很好的说明，请看一则传说是如何解释一次偶然的行为诞生保护耕牛的风俗：
古时候，西藏高原出现耕作习俗后，有恩于人的牛也就开始耕地。传说有一天，一个老农和一对耕牛像往年一样耕地，这时村子里出现了一只能够遮挡太阳光辉的力大无比的巨鸟，它飞起时翅膀的风使村庄摇晃，它常把老农、耕牛和犁用巨大的爪子抓起送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然而，这个村子的人们还是得种地，如果不种地第二年就没吃的，如果走出屋外又要遭受巨鸟的侵害，人们既恐慌，又害怕。左右为邻的两户人家住在村子的中间，靠左的这户人家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很重，如果不去耕地第二年全家人生活将会很困难，因此，决心带着大儿子去耕地，靠右的这户人家的父亲看到后也到屋外来耕地。这天太阳火辣，天气炎热，他就把穿着的红袍脱下挂在耕牛背上，继续犁地。忽然，一只巨鸟和上次一样呼啸着在村子上空盘旋，与上次稍有不同的是盘旋到耕牛上挂有红袍的老农上空时，巨鸟徘徊着不敢冲下来，而是飞下将左边住户的父子连同耕牛抓起来飞向天空。右边住户的老农看到后，又是抛石头，又是喊叫，可一点用也没有，他急中生智尖叫着举起红袍摇晃。巨鸟看见红袍，吓得把父子俩放开，抓着耕牛和犁飞走了。逃生的父子从天上掉下来，感激地紧紧抱着举红袍的老农说：“如果你不举红袍赶走巨鸟，我们父子俩已不在人间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人们知道了红袍的作用，也给自家的耕牛挂上红色氆氇或物件来驱赶巨鸟。
从此，给耕牛挂红色物件的做法演变成为西藏农耕习俗，这个习俗经过很多年的发展，人们逐渐把挂红色物件视为一种装饰物，把牛的白色尾巴染成红色，并把它挂在牛轭上当做装饰品，这种习俗至今仍然可以在农区看到。
传说向我们描述了一幅农业耕作时的风俗图，当我们进一步审视这则传说，其背后的信仰内容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传说中对巨鸟的恐惧、对耕牛的崇尚以及对红色的功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原始信仰在当代民众生活中的再现。传说对耕牛披红风俗的解释表面看似偶然，但是细加琢磨，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民俗的形成经过了偶然行为到民众模仿，然后经过多年发展，原始的信仰物象可能会发生变化，被类似的民俗物质取代，从而导致模式化和普及化的民俗诞生。传说解释耕牛披红风俗的形成道出了西藏原始信仰走向民俗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这些多姿多彩的传说背后，既保留了藏族早期民众的民间信仰，再现了他们农耕生活场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藏农耕民俗生成演化的轨迹，表现了西藏民众在选择传统农耕民俗形象时的价值判断和民俗心理倾向。
四、集体记忆与农耕民俗的传承
被大山阻隔的西藏民众，特别重视在集体场域里，通过集体记忆来进行民俗活动，相应地他们又借助集体场域传承和发展集体记忆的观念和思想。在藏族集体记忆活动中，节日是重要的载体，也是信仰与民俗互动最为频繁的时日和场域。
为了筹备藏历规定的播种吉日春播节，在春播节前三四天，人们就开始酿造青棵酒，给牲畜准备装饰品。到了春播节那天，农人们要举行庄严的祭祀仪式，由一位当年属相的妇女和男子在日出之前，赶到自己最好的土地里祭祀农业神。此后，盛装的农人才带着供品和经幡，高唱颂词，来到自己准备试耕的田里。妇女们要向天敬酒3次，在耕牛脑门上抹3道酥油，并在每对耕牛的轭木上插经幡。此后，他们才带着装扮一新的牛去耕翻新年的第一犁。至此，敬神仪式才算结束。
春播祭祀结束后，人们聚在一起，开展各种体育娱乐活动，青少年尽情歌舞，把节日气氛推向高潮。这样欢宴五六天后，人们才开始一年的繁忙劳作。
如果说春播节是西藏民众春耕生产的第一声仪式性号角的话，那么望果节则是人们庆贺丰收的盛典。比如在西藏拉萨的工噶谿卡，每到秋收，工噶谿卡村附近寺院的僧人或当地巫师要为望果节选择吉祥的时日。那天代表神灵的女子要装扮特殊，带领全村百姓绕村3圈。在娱乐场所，他们要高唱祈求神灵的歌曲，百姓们尽情歌舞，开怀畅饮。
节日的第二天，全村男女在高举“达达”的巫师带领下，绕本村庄稼地转圈游行。巫师摇晃羊腿，意为“收地气”，身后僧人吟诵《大藏经》，众人合唱一首古老的“谐青”曲，气氛极其庄严热烈。绕完圈后，农人们还要在地里拔3棵青棵穗，带回家供奉起来，以祈求丰收太平。
望果节在西藏江孜称为“达热节”。今天，这个农事节日的原始信仰成分逐渐减少，已变为庆祝丰收、祈求丰年了。“达热节”的形式与苯教时期“绕田转圈”及拉萨地区“转地头”的“望果节”的方式基本相同，但是，具体日期有所不同。拉萨一带的“望果节”大约在立秋前一周左右开始，江孜等地则大约在大暑前一周左右举行。据史料记载，望果节渊源甚古，“早在吐蕃王朝的第九代王（7世纪时的松赞干布是第三十四代）布德贡杰时苯教的教主教导农人绕田转圈，求天保丰收”。其仪式的大概过程是农民们背负经籍，手执彩箭、鼓乐及香炉、谷穗，盛装结队，巡绕田间。绕完之后，将谷穗插在谷仓或供在神垒上，表示祈求今年的好收成，随后全体乡民欢聚于田间地头，歌舞欢乐。
春播节和望果节虽然是农事性的节日，但它仍然是从农业祭祀土地神的庆典活动信仰中发展而来。这些原始的宗教信仰与农耕生产相互渗透，互为作用，年长日久，代代相袭，演化成了一种被西藏民众所广泛接受的农耕民俗。
西藏节日文化的发展在依托古老信仰文化的基础上，在社会的集体活动和集体记忆中更迭和发展，使原来的西藏节日风俗又受到来自其他文化的冲击而发生变异。一则优美的望果节传说颇能说明这一点。
相传一位老人为了让荒芜的家乡变好，苦苦祷告上苍。他的诚心终于感动了地藏神的三位弟子，他们分别化作一头勤恳的耕牛、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和千万颗金灿灿的种子，给大地带来了丰收。人们为了纪念老人和他的三位弟子，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于是形成了今天的望果节。
早期的望果节以祭祀神灵等信仰内容为主，随着历史的发展，望果节古老的信仰先后受到来自苯教和佛教宁玛派、格鲁派的影响，渗入了不少藏传佛教的信仰，一些新的民俗内容也随之被节日传承者吸纳，望果节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了融农事、宗教祭祀、商贸往来和社交娱乐为一体的民俗节日了。
秋收时节的农事活动十分丰富，也是农耕民俗产生最为频繁的季节，他们常常以集体的方式举行活动，在这种场域里，农民除了表达丰收的喜悦以外，更多的是将农作物产品奉献给神灵。一则是对神灵保佑农业丰收的酬谢，另一方面就是期望神灵继续对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的生长进行保护。这种信仰心态在西藏农区的一些秋收习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西藏山南地区隆子县聂区农民在丰收季节有一种很独特的习俗，藏语称之为“嘟”。“嘟”是在秋天割完庄稼后还未打场时为了招福或预祝来年丰收的一种风俗。它一般是在每年收割完毕后还没有打场的第一个星期六举行。在农区星期六被认为是一周中的招福日。割完大部分庄稼后，家家都在自家地里留下一小块长势最好的、颗粒最饱满、可容纳一人的圆形庄稼，在收割完的第一个星期六邀请亲朋好友或一家人聚在一起围着圆形庄稼，嘴里高喊着“嘟若！嘟若！”接着收割留下的庄稼。收割后每人一只手拿着一捆麦茎、一只手握着镰刀，把镰刀架在麦茎的正中腰，把手中的麦茎和镰刀慢慢地向顺时针方向转，同时大声唱道：
东方的如意金刚，请到田间来吧。
南方的宝贝根源，请到田间来吧。
西方的大日如来，请到田间来吧。
北方的吉祥成就，请到田间来吧。
中间的众多财富，请到田间来吧。
请到吉祥的打麦场上随风而来吧！
秋收劳动中的每一个阶段在农民反复劳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年复一年就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民俗，比如，“风”在收割季节里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丰收之年，由于当时风力不足无法扬麦，焦急万分的农民就派自家的小孩去寻风，从此就有了求风祷告的习俗。在向四方正中神灵祷告完后，把各自手中的麦茎用三根绳子系在一起，中间插着用布料或羊毛制成的风旗。这三根绳子和风旗代表着佛、法、僧三宝和吉祥。把系好的麦捆摆放在中间，一位老者站在众人前面以低沉庄重的嗓门演唱道：
培育幼苗的母亲，是肥沃无边的良田。
迎接爱子的盛宴，摆满清香美酒。
迎接爱子的喜悦，征服四方的敌人。
迎接丰收的季节，丰谷堆满了粮仓。
花朵生长的地方，是广阔无边的草原。
迎接多姿的花朵，把雨露当做美酒。
有了鲜艳的花朵，佛堂增添了光泽。
在悠扬的歌声中整个仪式落下帷幕，人们相互献哈达、敬酒，燃放桑烟，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企盼来年的丰收。西藏农耕民俗产生与农耕季节联系非常密切，它主要发生在开耕播种与开镰收获的两个阶段，这两个以集体为单位活动的时段，往往以民间节日的形式出现。在如此热闹欢腾的集体场合，民众依靠集体的记忆传承和组织民俗活动。进而创造新的民俗内容，相应地在频繁的民众集体活动中聚合和强化了集体记忆，民众的集体记忆反过来又指导集体活动。正是集体记忆和集体活动同生同长、互动互融，进而使古老的信仰逐渐积淀为民族的心理，从而呈现出模式化的特点，以致在后来的民俗展演中不断闪现出古老信仰的光辉。
总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受海拔高度、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域的生产活动、文化风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藏族先祖与自然的抗争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实践，总结出与之相适应的三个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海拔5000米以上的上部阿里、那曲一带分布着雪山与高寒草地，以牧业经济为主；海拔4000米左右的中部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峻石与草地、农田交相密布，以半农半牧经济为主；海拔3000米左右的下部林芝以及门巴、珞巴地区，森林、果树、农田杂生交错，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因此，在西藏的经济文化结构中，农业不仅占有相当的份额，而且为西藏文明的滥筋提供了温床和种子，在此基础上诞生的西藏农耕信仰和农耕民俗构成互动互融的民间知识系统，对西藏文化的建构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农业文明与农耕民俗的缘起
西藏农耕民俗的缘起与西藏农业文明的发生是同步的，农业文明的最早形态又是早期西藏先祖的农耕信仰，这种以农耕为核心的信仰构成西藏原始信仰的主要内容。那么，西藏农业文明的曙光何时才出现的呢？有人提出“西藏农业大约起源于七天王时代”，距今“有两千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显然与世界农业文明出现于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相距甚远。然而，当我们追寻藏族先祖的生活足迹，却发现距今4至5千年的西藏新石器时代的昌都卡若文化遗址的文物中，保存有相当数量与农业有关的文物器具，诸如用于农业生产的石斧、石锛、石刀、碾磨器等大量出现，更为重要的是未经碳化的粟米种壳还保存完好，这些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卡若人已经掌握了颇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作物栽培技术。在检视已经发掘的卡若遗址文物中，一个家禽“猪”的遗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猪是易养类家禽，生长速度快，脚短小，身体笨重，很不适合早期人类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生活。因此，“猪”遗骨的留存，向世人宣布了卡若人已经过上了定居生活。这种以稳定的区域为生存空间，以种植谷物为食物来源的生活方式，开启了西藏农业文明的尘封，也孕育了西藏农耕信仰和农耕民俗的发生。
随着西藏原始农业的发展，农业在西藏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致在藏族的词源意义中烙下了西藏农耕民俗的深深印迹。诸如对西藏早期“吐蕃”词的解释，有人认为“吐”，在西藏第十代赞普那里是丈量耕地面积的单位。今天墨竹工卡一带的耕地面积仍然称“吐儿”,1吐儿等于4亩耕地。“蕃”也曾经是西藏民众对农业生产区域的一种称谓。王尧先生在《吐蕃金石录》中提到与“hbrog"（牧场）相对的“bod"（蕃）是吐蕃两大经济支柱，“蕃”就是农田。在拉萨附近的达孜县，当地群众至今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叫“蕃巴”，农牧民称“蕃卓”，农林区域称“荣蕃”（林业生产的地方叫“荣，’）。由此可知，“吐蕃”一词的来源显然与当时西藏农业文明的发达有关，也就是说，建立在农耕信仰基础上的西藏农耕民俗随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民俗仪式和民俗内容。
西藏农业的发展，西藏农耕民俗的存在状态在（西藏王统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斯时（第九代赞普布德贡杰），又烧木为炭，炼皮制胶，发现铁、铜、银三矿石，以炭熔三石而冶炼之，提取银、铜、铁质。‘钻木为孔作轭犁，合二牛轭开荒原，导江湖水入沟渠，灌溉农田作种植，’自斯以后，始有农事。”从这些文字的记录来看，此时的西藏己经拥有高度发达的冶炼金属技术，还有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科学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等成熟的农业生产体系。诞生在西藏农耕生产土壤里的农业文明与农业民俗相生相随，昭示着一些脱离原始信仰内容的农业民俗在新的环境下赢得了生存空间，获得了新的发展。
二、古朴的信仰孕育了农耕民俗
受西藏高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西藏农耕民俗在传承过程中表现较为封闭和保守，农耕生产活动中的原始信仰遗俗至今仍在西藏农民生产和生活中有所反映。每年藏历正月初五，是拉萨河谷祭祀农业神的日子。清晨，盛装的人们要高唱祈神古歌，把藏毯包裹着的白石放到自己产量最高的农田里。农民还要在安放白石的田地周围燃烧香树香草，以召唤天上主管农业的神灵和大地之神的到来。围绕着白石，农民们要用装饰华丽的耕牛犁出五道田垄，分别撒上青棵、小麦、油菜和豌豆种子。10天后，农民们到田里观看种子发芽情况，再安排一年的农事。
在西藏农耕地区，每年的开耕和下种被视为一件神圣的事情。开春时节，人们请星相师卜择吉日，才能开耕。开耕这一天，人们身着盛装，端着青棵酒，手捧“切玛”，庄重地来到地头，耕牛也被装饰一新，牛背上还专门涂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赭色。主持开耕仪式的人，要求父母双全，形象端正，又与星相师卜算之属相相吻合者才能充任。主持人按照星相师卜算的开耕方位，象征性地下犁和撒下第一把种子，即宣告仪式结束。人们休息娱乐一天，次日正式开耕、播种。
今天我们在东部康区藏族的农业生产中，农耕民俗的“安土”仪式仍依稀可见。每到春耕前，人们都要从村寨中选出4个属相相同的2男2女，当年如果为火牛年，则选4个属相为牛的人。然后选一个吉日，在天还没有破晓以前，到地里去先用柏树枝娅煨烟，并向四周抛，洒少量的青棵，然后用锄头在地里象征性地挖上两锄，以示动土，也就是春耕即将要开始的意思。这样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土主，即土地神的帮助，以保佑庄稼丰收。
江孜地区的启耕仪式，一般在藏历正月底或二月份举行，具体日子要根据对藏历书上节气、天象预测结果来推算。启耕仪式一般以村为单位集体举行。举行仪式那天，全村农民身着盛装，赶着自家耕地用的马或牛，到举行仪式的农田里，家家给耕地的牲畜披上彩绸，挂上彩带。开始之前，先在农田上煨桑，以祭祀所有与农事有关的神灵，然后择一与藏历书上所示属相吻合的人，依据历书开始撒播第一把种子。第一把种子的播撒不是随意性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撒完种子后，几个身着盛装的男子开始耕地，这天只是象征性的，耕完一片农田后，仪式就算结束。此后大家欢聚在一起，表示庆祝。条件好的农村，这天还举行赛马、抱石头等活动，共祝年内丰收。
我们所见到的农业开耕习俗，仍然是我们窥测西藏古代农业信仰的窗口，开耕动土仪式的核心是对土地神的敬仰和祈祷，仪式中祈神古歌的演唱、白石的摆放、巫师的祝祷、耕牛的装扮、开耕人的选定、播撒种子的方向等均是远古西藏原始信仰在当代农耕民俗中的遗存。
春播夏长，秋收冬藏。农民祭祀神灵不但祈求风调雨顺，更期盼五谷丰登的好收成。因而在他们构建的神灵体系中，还有一位丰收女神备受尊敬。在西藏工布地区（今林芝地区），农民们在过年前就开始了积极的准备活动。他们背回新年的第一桶水，倒进神佛前的净水瓶里，拌和糌粑做成供品，并兑好青棵酒。初一清晨，他们带上供品和青棵酒，来到自家最好的一块田地里，祭祀丰收女神。
他们在地里竖起一根长长的木杆，木杆上挂经幡，下挂一把麦草，以象征丰收女神的宝座。在木杆前搭起一个祭台，摆好各种供品。然后燃烧青草香树，召唤神灵的到来。人们用特殊的调子高喊“洛雅阿妈！洛雅阿妈（丰收女神）！请用餐吧！”祭祀完毕，人们就围着祭台载歌载舞，祈求丰收女神。
西藏江孜班村农民相信民间神灵中的庄稼神“洛达”从春播至秋收，一般居于农田之中，秋收结束后随着割好的庄稼又来到打麦场，打场结束后就供奉在自己粮库内。对洛达神的祭祀没有固定的时间和仪式。人们认为，只要春天一播种子，神就随之来到农田上。因此，有的农家在田中央堆几个白石头，作为神垒。秋收结束后，还在白石堆边上留几十根未割的青棵，作为神的食物。庄稼运到打麦场时，神随之来到场上。打完场，农户在打麦场内画几圈右旋图，最后一圈的尖头指向自家，以示邀请庄稼神到家。人们在自家的仓库墙上挂一束青棵杆，作为神的依托之处。
在卫藏和大部分康区，每年有三次与农业有关的祭祀活动，这种祭祀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农业丰收。第一次是在地里庄稼刚刚出苗的时候，除了在家中举行煨桑、献供品等礼仪外，还得从地里拔出几株最好的青苗来，放在家中的那根象征家神的木柱上。第二次祭祀是在地里庄稼已经长高开始结穗，一般是豌豆已经开花的时候，除了在家祭祀外，还得从地里拔出几株最好的苗架拿回来，插在象征家神的木柱上。第三次祭祀家神是在秋收的时候，时间是在未开镰收割以前，仍然是在家中煨桑、祭祀等，再从地里选择几株颗粒饱满的青棵穗和豌豆荚，把它拿回家中，供在象征家神的木柱上。
西藏农耕习俗的中心仪式是祈祷神灵、供奉神灵。这位神灵各地称呼不同。但是，不管是土地神、丰收女神，还是庄稼神，对他们的祭祀却有共同的特点，诸如时间是依据农业生产的时令，没有具体明确的时间规定；祭祀的供品也是极其简略，一块白石，一株青棵穗等；祭祀的地点以农业生产场地为主，这些都说明了这种远古退化了的宗教民俗，其宗教信仰的成分与时代的民间文化交融互补，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民俗内容。
农作物的生长最易受到自然的威胁，为了克服既已形成的自然灾害，靠天吃饭的西藏农民想出了一套民间措施，这些民间方法就是在信仰的支撑下完成的。如庄稼若遇干旱，人们习惯请咒师诵咒祈雨，或者举行“出索”仪式，即请僧人诵读《十万白龙经》《十万花龙经》《十万黑龙经》等三大龙经，同时妇女身背佛经排列单行，沿寺院和农田转圈。如果旱情严重，在举行了上述仪式后仍不下雨，那么人们便拥上街头泼水嬉戏，祈祷龙王下雨；若遇冰雹、霜冻，人们请咒师施展法力，保护庄稼。藏区农村一般有专职巫师从事上述工作，如果没有专职者，则由当地寺庙僧人充当这个角色。尽管这一系列的攘灾仪式许多地方是由藏传佛教僧人主持，然而，就是这一部分僧人所接受的思想以及所进行的仪式内容与西藏原始信仰水乳交融，更不用说苯教巫师主持的农业禳灾仪式的原始信仰色彩了。因此，无论是西藏农业生产的开耕动土、开镰收割、打场进仓的民俗活动，还是攘灾消祸的巫术行为，其根脉都深深植根于民间宗教信仰的沃土之中，换句话说，西藏农耕民俗的生存土壤是民间遗留下来的原始信仰。
由于生产力的落后，认知能力的局限，原始时代的人们无法正确了解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在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幻想着有一位农业神主宰着农作物的生长，于是他们用各种方法祭祀他，供拜他，围绕他形成一系列的信仰仪轨和民俗仪式，这些宗教文化活动代代相袭，构成西藏民众深层的民俗心理，即使在现代科学已经撕去农业丰歉并非神灵左右的今天，农民们仍然在求吉心理的驱使下，将农业神灵信仰中的祭祀仪式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并糅合进许多现实的因素和时代精神，形成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思想的农耕民俗。
三、农耕民俗母题的信仰基因
农耕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内容，尽管西藏的农耕区域比牧业区域的面积小得多，但是，河边湖畔谷地的农耕区是藏族先祖的诞生地，也是西藏文明的发源地。因此，我们探讨西藏农耕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实质上涉及到西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西藏农耕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农耕民俗的活动千姿百态，通过检视当代西藏农耕民俗的母题，笔者以为种子和耕牛两个形象母题最为耀眼。
种子由何而来？这是农耕民族共同的文化话题。西藏早期从事农耕劳动的民众对此尤为投入。其中在他们的民间叙事中对种子来源的解释风趣浪漫。
传说以前天上曾有9个太阳，晒得大地草木枯焦，滴水不见，人们都被烤死了。只有一个少年在喜鹊的帮助下幸免于难。后来他离开了荒凉的人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与仙女结为夫妻。但是少年仍然日夜思念着家乡，于是仙女瞒着天神，偷来了五谷种子，和少年一起把它带给了大地。从此，人们才吃上了香喷喷的粮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仙女盗谷种的传说有附会之嫌，但是，联系西藏祭祀农业神灵以女性为主这一点来看，似乎透露出某种信息。众所周知，西藏原始农业是从采集业、畜牧业中分离出来的。在母系氏族社会，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性别分工已经十分明显。从事采集的妇女很可能长期在野外劳动时，发现某些可食性植物的生长规律，并有意识地加以培育，从而使原始农业种植慢慢露出端倪。在农业生产的初始阶段，妇女以其丰富的采集经验而成为生产的主导，这便是西藏民间信仰中农业神灵女性化的根源所在。
西藏“狗尾粘来谷种”的传说，讲的是一位勇敢、善良的阿初王子，为了让人们能吃上粮食，不喂艰难险阻，终于从蛇王那里盗来了青棵种子。这下可惹恼了蛇王，阿初被变成一条狗。阿初只有得到了姑娘的爱情后，才能恢复原形。后来土司的女儿为阿初真情打动，最终与恢复了人形的阿初王子结婚。
四川省阿坝地区藏族流传的种子来历的传说与西藏“狗尾粘来谷种”的传说属同一类型：
很古的时候，藏区的庄稼生长得很好，青稞和玉米都是多穗。后来有一个妇女把玉米和青稞
做的馍馍拿来给娃儿揩了屁股，于是惹怒了天神，天神决定把土地上生长的所有粮食全都收回。
由于狗向天神苦苦哀求，天神才答应留下一些粮食。从此，青稞只结了一个穗。后来每当过节，
家家户户都得先用肉和糌耙喂狗，以示尊敬。
英俊的王子遭受魔法变为牲畜，人浪费粮食遭神灵惩罚是民间叙事中经常出现的母题。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传说为什么要选择狗？笔者以为这主要与狗的生活习性有关。远古时代，狗随人们在野外捕猎，身上可能粘上一些野生的植物种子。种子撒落在附近，生长结果，被人们发现，于是狗成为带给人们种子的恩人；同时，在西藏这块土地上，藏族对狗怀有特殊的情感，在民间习俗中有许多信仰和崇拜狗的活动，因此，将决定自己生存的种子赋予具有神力的狗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种子说关乎西藏农业能否诞生的话，那么，牛则是西藏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角，对此，在农业耕作中，农民不惜赞美之词对牛在农耕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放声歌唱，如日喀则流传的《我和牛的铃挡》就是一首对牛的动情赞歌：
母亲怀犏牛时，肚里发出闪亮；降生牛犊早晨，草原充满阳光。
牛犊幼龄时候，牛圈充满阳光；牛犊两岁时候，犁沟充满光彩。
心肝般的犏牛，从田埂边调头；…心肝般的牛主，跟在你的后头。
犏牛双角耸耸，只磨损点脖子；我和牛的铃档，征服黑色土地。
既然牛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西藏农民在现实和信仰基础之上创造对牛起保护作用的许多独特习俗就是很好的说明，请看一则传说是如何解释一次偶然的行为诞生保护耕牛的风俗：
古时候，西藏高原出现耕作习俗后，有恩于人的牛也就开始耕地。传说有一天，一个老农和一对耕牛像往年一样耕地，这时村子里出现了一只能够遮挡太阳光辉的力大无比的巨鸟，它飞起时翅膀的风使村庄摇晃，它常把老农、耕牛和犁用巨大的爪子抓起送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然而，这个村子的人们还是得种地，如果不种地第二年就没吃的，如果走出屋外又要遭受巨鸟的侵害，人们既恐慌，又害怕。左右为邻的两户人家住在村子的中间，靠左的这户人家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很重，如果不去耕地第二年全家人生活将会很困难，因此，决心带着大儿子去耕地，靠右的这户人家的父亲看到后也到屋外来耕地。这天太阳火辣，天气炎热，他就把穿着的红袍脱下挂在耕牛背上，继续犁地。忽然，一只巨鸟和上次一样呼啸着在村子上空盘旋，与上次稍有不同的是盘旋到耕牛上挂有红袍的老农上空时，巨鸟徘徊着不敢冲下来，而是飞下将左边住户的父子连同耕牛抓起来飞向天空。右边住户的老农看到后，又是抛石头，又是喊叫，可一点用也没有，他急中生智尖叫着举起红袍摇晃。巨鸟看见红袍，吓得把父子俩放开，抓着耕牛和犁飞走了。逃生的父子从天上掉下来，感激地紧紧抱着举红袍的老农说：“如果你不举红袍赶走巨鸟，我们父子俩已不在人间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人们知道了红袍的作用，也给自家的耕牛挂上红色氆氇或物件来驱赶巨鸟。
从此，给耕牛挂红色物件的做法演变成为西藏农耕习俗，这个习俗经过很多年的发展，人们逐渐把挂红色物件视为一种装饰物，把牛的白色尾巴染成红色，并把它挂在牛轭上当做装饰品，这种习俗至今仍然可以在农区看到。
传说向我们描述了一幅农业耕作时的风俗图，当我们进一步审视这则传说，其背后的信仰内容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传说中对巨鸟的恐惧、对耕牛的崇尚以及对红色的功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原始信仰在当代民众生活中的再现。传说对耕牛披红风俗的解释表面看似偶然，但是细加琢磨，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民俗的形成经过了偶然行为到民众模仿，然后经过多年发展，原始的信仰物象可能会发生变化，被类似的民俗物质取代，从而导致模式化和普及化的民俗诞生。传说解释耕牛披红风俗的形成道出了西藏原始信仰走向民俗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这些多姿多彩的传说背后，既保留了藏族早期民众的民间信仰，再现了他们农耕生活场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藏农耕民俗生成演化的轨迹，表现了西藏民众在选择传统农耕民俗形象时的价值判断和民俗心理倾向。
四、集体记忆与农耕民俗的传承
被大山阻隔的西藏民众，特别重视在集体场域里，通过集体记忆来进行民俗活动，相应地他们又借助集体场域传承和发展集体记忆的观念和思想。在藏族集体记忆活动中，节日是重要的载体，也是信仰与民俗互动最为频繁的时日和场域。
为了筹备藏历规定的播种吉日春播节，在春播节前三四天，人们就开始酿造青棵酒，给牲畜准备装饰品。到了春播节那天，农人们要举行庄严的祭祀仪式，由一位当年属相的妇女和男子在日出之前，赶到自己最好的土地里祭祀农业神。此后，盛装的农人才带着供品和经幡，高唱颂词，来到自己准备试耕的田里。妇女们要向天敬酒3次，在耕牛脑门上抹3道酥油，并在每对耕牛的轭木上插经幡。此后，他们才带着装扮一新的牛去耕翻新年的第一犁。至此，敬神仪式才算结束。
春播祭祀结束后，人们聚在一起，开展各种体育娱乐活动，青少年尽情歌舞，把节日气氛推向高潮。这样欢宴五六天后，人们才开始一年的繁忙劳作。
如果说春播节是西藏民众春耕生产的第一声仪式性号角的话，那么望果节则是人们庆贺丰收的盛典。比如在西藏拉萨的工噶谿卡，每到秋收，工噶谿卡村附近寺院的僧人或当地巫师要为望果节选择吉祥的时日。那天代表神灵的女子要装扮特殊，带领全村百姓绕村3圈。在娱乐场所，他们要高唱祈求神灵的歌曲，百姓们尽情歌舞，开怀畅饮。
节日的第二天，全村男女在高举“达达”的巫师带领下，绕本村庄稼地转圈游行。巫师摇晃羊腿，意为“收地气”，身后僧人吟诵《大藏经》，众人合唱一首古老的“谐青”曲，气氛极其庄严热烈。绕完圈后，农人们还要在地里拔3棵青棵穗，带回家供奉起来，以祈求丰收太平。
望果节在西藏江孜称为“达热节”。今天，这个农事节日的原始信仰成分逐渐减少，已变为庆祝丰收、祈求丰年了。“达热节”的形式与苯教时期“绕田转圈”及拉萨地区“转地头”的“望果节”的方式基本相同，但是，具体日期有所不同。拉萨一带的“望果节”大约在立秋前一周左右开始，江孜等地则大约在大暑前一周左右举行。据史料记载，望果节渊源甚古，“早在吐蕃王朝的第九代王（7世纪时的松赞干布是第三十四代）布德贡杰时苯教的教主教导农人绕田转圈，求天保丰收”。其仪式的大概过程是农民们背负经籍，手执彩箭、鼓乐及香炉、谷穗，盛装结队，巡绕田间。绕完之后，将谷穗插在谷仓或供在神垒上，表示祈求今年的好收成，随后全体乡民欢聚于田间地头，歌舞欢乐。
春播节和望果节虽然是农事性的节日，但它仍然是从农业祭祀土地神的庆典活动信仰中发展而来。这些原始的宗教信仰与农耕生产相互渗透，互为作用，年长日久，代代相袭，演化成了一种被西藏民众所广泛接受的农耕民俗。
西藏节日文化的发展在依托古老信仰文化的基础上，在社会的集体活动和集体记忆中更迭和发展，使原来的西藏节日风俗又受到来自其他文化的冲击而发生变异。一则优美的望果节传说颇能说明这一点。
相传一位老人为了让荒芜的家乡变好，苦苦祷告上苍。他的诚心终于感动了地藏神的三位弟子，他们分别化作一头勤恳的耕牛、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和千万颗金灿灿的种子，给大地带来了丰收。人们为了纪念老人和他的三位弟子，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于是形成了今天的望果节。
早期的望果节以祭祀神灵等信仰内容为主，随着历史的发展，望果节古老的信仰先后受到来自苯教和佛教宁玛派、格鲁派的影响，渗入了不少藏传佛教的信仰，一些新的民俗内容也随之被节日传承者吸纳，望果节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了融农事、宗教祭祀、商贸往来和社交娱乐为一体的民俗节日了。
秋收时节的农事活动十分丰富，也是农耕民俗产生最为频繁的季节，他们常常以集体的方式举行活动，在这种场域里，农民除了表达丰收的喜悦以外，更多的是将农作物产品奉献给神灵。一则是对神灵保佑农业丰收的酬谢，另一方面就是期望神灵继续对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的生长进行保护。这种信仰心态在西藏农区的一些秋收习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西藏山南地区隆子县聂区农民在丰收季节有一种很独特的习俗，藏语称之为“嘟”。“嘟”是在秋天割完庄稼后还未打场时为了招福或预祝来年丰收的一种风俗。它一般是在每年收割完毕后还没有打场的第一个星期六举行。在农区星期六被认为是一周中的招福日。割完大部分庄稼后，家家都在自家地里留下一小块长势最好的、颗粒最饱满、可容纳一人的圆形庄稼，在收割完的第一个星期六邀请亲朋好友或一家人聚在一起围着圆形庄稼，嘴里高喊着“嘟若！嘟若！”接着收割留下的庄稼。收割后每人一只手拿着一捆麦茎、一只手握着镰刀，把镰刀架在麦茎的正中腰，把手中的麦茎和镰刀慢慢地向顺时针方向转，同时大声唱道：
东方的如意金刚，请到田间来吧。
南方的宝贝根源，请到田间来吧。
西方的大日如来，请到田间来吧。
北方的吉祥成就，请到田间来吧。
中间的众多财富，请到田间来吧。
请到吉祥的打麦场上随风而来吧！
秋收劳动中的每一个阶段在农民反复劳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年复一年就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民俗，比如，“风”在收割季节里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丰收之年，由于当时风力不足无法扬麦，焦急万分的农民就派自家的小孩去寻风，从此就有了求风祷告的习俗。在向四方正中神灵祷告完后，把各自手中的麦茎用三根绳子系在一起，中间插着用布料或羊毛制成的风旗。这三根绳子和风旗代表着佛、法、僧三宝和吉祥。把系好的麦捆摆放在中间，一位老者站在众人前面以低沉庄重的嗓门演唱道：
培育幼苗的母亲，是肥沃无边的良田。
迎接爱子的盛宴，摆满清香美酒。
迎接爱子的喜悦，征服四方的敌人。
迎接丰收的季节，丰谷堆满了粮仓。
花朵生长的地方，是广阔无边的草原。
迎接多姿的花朵，把雨露当做美酒。
有了鲜艳的花朵，佛堂增添了光泽。
在悠扬的歌声中整个仪式落下帷幕，人们相互献哈达、敬酒，燃放桑烟，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企盼来年的丰收。西藏农耕民俗产生与农耕季节联系非常密切，它主要发生在开耕播种与开镰收获的两个阶段，这两个以集体为单位活动的时段，往往以民间节日的形式出现。在如此热闹欢腾的集体场合，民众依靠集体的记忆传承和组织民俗活动。进而创造新的民俗内容，相应地在频繁的民众集体活动中聚合和强化了集体记忆，民众的集体记忆反过来又指导集体活动。正是集体记忆和集体活动同生同长、互动互融，进而使古老的信仰逐渐积淀为民族的心理，从而呈现出模式化的特点，以致在后来的民俗展演中不断闪现出古老信仰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