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太阳初升，阳光洒满拉萨城。

　　大昭寺正门前的香炉开始冒出浓烈的桑烟，被无数信徒磨得溜光的青石板上，像往常一样又迎来了一批批磕着等身长头的信徒。还有人虔诚地绕着大昭寺转着。

　　此时，大昭寺广场已是熙熙攘攘。大昭寺管委会副主任、僧人尼玛次仁说：“冬季农闲时节，是朝佛的旺季，西藏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受到普遍尊重。”

　　信仰自由——转经筒和经幡见证　　

　　今天的西藏，到处可以看到磕长头、转经、朝佛的信教群众。善男信女悬挂的经幡、刻有佛教经文的嘛尼堆随处可见。信教群众家中普遍设有经堂，经堂内供奉着佛像，佛龛上摆放酥油灯、供碗等宗教用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陆续恢复了各种类型宗教节日40余个。信教群众每年自由参加萨噶达瓦节、雪顿节等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

　　民主改革以前，西藏的寺庙大大超出了其原本的学习佛法、研习经书、教授僧众的职能。“现在政教分开了，可以真正从学经的角度朝佛修行，更加有利于宗教的发展，信仰自由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中国佛协西藏分会副会长洛桑强巴活佛说。

　　不仅是藏传佛教，如今在西藏，信仰各种宗教的权利都得到了保证。目前，西藏共有藏传佛教寺庙1700多处，僧尼4.6万多人；清真寺4座，信众3000多人；天主教堂1座，教民700多人。

　　“在旧西藏，只能信藏传佛教，如果信仰藏传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是要以‘叛教’的罪名予以惩罚的”西藏自治区政协民族宗教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斯朗格列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宗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各种宗教都有平等的发展。”

　　“我家就是体现。”西藏社科院科研管理处处长保罗是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上盐井村人，那里有西藏唯一的天主教堂。“你看我的名字就知道，‘保罗’是天主教名字，父亲给起的。在我家，父亲信天主教，母亲信仰藏传佛教，妹妹和两个弟弟信仰天主教，我则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们相处很融洽。我也从来没有因为父母的宗教信仰在工作上受到什么不良影响。”

　　保护与传播——学佛的路子更宽了

　　布达拉宫、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等众多宗教活动场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国家都拨出大量专款进行维修。木如寺印经院、布达拉宫印经院等大型传统印经院近60家，得到继承和发展，寺院的壁画、雕刻、唐卡、经卷、法器、佛龛等宗教文化载体受到保护和修缮，大量宗教文献典籍得到抢救、整理、出版。2008年10月，投资500万元的西藏佛学院开建，将成为西藏第一所高层次藏传佛教综合性院校。

　　哲蚌寺管委会主任、僧人阿旺东觉说：“僧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学习佛法修行有很大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西藏宗教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日益走向世界。西藏宗教界人士也逐步扩大与德国、瑞典、捷克、西班牙等国家的佛事交流。

　　洛桑强巴说：“现在的僧人的知识和素质，是过去不能比拟的，不仅懂佛法，还懂法律；不仅懂文艺，还懂汉语，懂英文，会用计算机，文化层次和整体素质都比过去更高了。”

　　变和不变——大昭寺是世界的遗产

　　在大昭寺，尼玛次仁很出名，他会英文，会用手机上网。在游客眼中，他是个“时尚”的喇嘛。

　　在尼玛次仁眼里，佛教不是一潭死水，它的原则不变，方法是随时变的。

　　过去的大昭寺只对信教群众开放，是朝佛的圣地。现在已是旅游胜地，是国家4A级旅游景点，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这些都是新的变化，但是最终目的是不变的，就是把我们祖先几千年留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他说：“佛教没有界限，文化没有界限。来大昭寺的人这么多，说明大昭寺及其代表的藏传佛教、藏文化越来越弘扬光大，大昭寺是世界的遗产。”

　　不仅是大昭寺，哲蚌寺的生活也同样发生着变化。

　　哲蚌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僧人阿旺群增说：“民主改革后最大的变化，是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前做饭要用牛粪，现在用液化气了，方便、省时间。社会的发展带动了寺院的发展，通过旅游、诊所、运输、商店等以寺养寺，这些收入都可用于寺庙的维修等。”

　　僧人的生活直接受益于寺庙收入的增加，每6个月寺庙会发放一次，一人一年的补贴为6000元。此外，每个僧人还都办了医疗保险。

　　“西藏人民有权利享受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一切成果，有权利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在这一前提下提出保存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具有深厚的道德基础。”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马丽华说：“包括藏族在内的所有民族和人群，都有权利分享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成果，那种要求某个地区或某些人群谢绝现代文明，永远保持贫困‘原生态’是不符合道义的。”

　　压题照片：布达拉宫前的朝佛人。